《水浒传》不仅是文学经典，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为市井细民写心”，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水浒传》中女性人物服饰蕴含着社会的整体习惯、思想及其状况特征。通过对《水浒传》中男权社会下女性人物服饰名物词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的女性观和社会文化对世代累积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影响。
关键词： 《水浒传》 女性服饰 社会文化
引言
《水浒传》[1]一般被当作英雄传奇，为我们展示了封建男权视角下男人的世界，一个江湖世界，一个强人世界，女性在小说中处于从属和附庸的地位，她们的形象会相应弱化。但相比较同时期的几部作品，《水浒传》中的女性描写已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但作者在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免被异化和苍白化。
郭沫若曾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郭沫若1956年为北京服装展题词）这把服饰和文化的关系说得十分透彻。服饰是一个民族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标尺，是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是民族历史意识和民族时代意识的体现[2]371。因此，服饰问题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
《水浒传》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梁山的三位女英雄；第二类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四个淫妇；第三类是一个贞节娘子??林娘子。作者对他们的出场做了细致的描写，其中对服饰的描写更精细。通过研究《水浒传》中女性人物的服饰名物词，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作者的女性观和当时社会文化心理对世代累积作品产生的影响，反映了市民阶层对女性的道德认识和伦理批判。
一、《水浒传》中的女性服饰名物
《水浒传》中女性服饰的描写主要是在女性人物出场之时。本文将女性服饰分为头饰、体衣和足饰，并进行梳理和介绍。
（一）头饰
《水浒传》中描写的头饰包括冠、髻、步摇、簪花、钗等，本文主要对冠和髻进行论述。
“冠，?也。所以?发，弁冕之总名也。”（《说文》）刚开始人们戴发冠只是为了生活方便，同时也有一定的美观装饰作用。但从商代开始衣冠制度大致被确定下来，成为一个区分人的官职、身份和地位的一种等级象征。《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的冠饰名目就有近二十种。一般男性戴冠者较多，女性也可佩戴。《宋史?舆服志》又将冠冕服饰细分为天子之服（皇太子附）、后妃之服（命妇附）、诸臣服、士庶人服等。如第二十九回蒋门神的妾的出场词中写道“冠儿小，明铺鱼?”；在宋江梦授玄女法时，两个仙女头戴“芙蓉碧玉冠”，九天玄女则戴“九龙飞凤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女性冠饰仍然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制约与影响。蒋门神之妾是一名“西瓦子里唱说诸般宫调的顶老”，地位低下，所以只能是小冠。“两位仙女”戴“芙蓉碧玉冠”，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冠子朵子扇子》载：“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嫔，当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罗为之，插五色通草苏朵子。”[3]101九天玄女之冠用“龙”、“凤”作为装饰，其地位确实至高无上。
中国古代妇女除出家为尼外，一律蓄发梳髻，视发髻为珍宝，因为头发被注入了道德、法律和社会的多种元素，不再简单地只是个人之事，而要受到方方面面的制?。妇女们注重面妆和发型，会梳出多种形态各异的发髻。宋代妇女多将头发盘上头顶挽髻，如一朵彩云，称作“云髻”，就有了“髻挽巫山一段云”之说。还可以在两边的鬓发上插戴珠钗和香花，即“金银珠翠插满头”。比如金翠莲“金钗斜插，掩映乌云”，阎婆惜“髻横一片乌云”，孙二娘“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这不仅反映了髻成为一种固定的妆容流传下来，而且反映了当时在髻上插戴的风尚，增加了生机勃勃、生动活泼的生命气息。不仅女子可以插花于髻，男子也可以插花于冠，这就叫作“簪花”。唐代就有男子簪花的现象，到了宋代日益普遍。周?的《簪花仕女图》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描绘。髻是古代女性的特色装饰，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一种制约。
（二）体衣
《水浒传》中的女性服饰主要有裙、衫、袄、裹肚，还有背子。
裙的异体字作“?”，意为披肩和下裳。古代裙子多由较窄的布帛拼接而成，因此也可写作“裙”。东汉刘熙《释名?释衣服》云：“裙，群也，连接群幅也。”该词产生早期，为男女通用之服。东汉许慎《说文》：“裙，下裳也。”“裙”自东汉以后就渐渐成了女性专用的下衣。
《水浒传》中女性服饰名物的描写，“裙”较常见，且颜色变化多样。如金翠莲在出场时“系六幅红罗裙子”，后跟随赵员外改穿“绿罗裙”；刘高之妻为母亲被王英劫获时“身穿素缟，腰系素裙。除颜色外，《水浒传》中还描写了服饰的其他特质，如孙二娘的红色“生绢裙”是描述质地，九天玄女的“山河日月裙”则强调花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地位的不同，对女性服饰颜色、质地、样式的影响。
宋代出现了恬淡优雅的背子，也可写作“褙子”，以直领对襟为主，腋下开胯，腰间用勒帛系束，下长过膝，是宋代妇女通用的服饰，是宋代的特色服饰[4]70-71。人们在程朱理学的潜移默化下，追求质朴和简约，男子的褙子常衬于内，很少外穿。女子的褙子则外穿，成为典型的常服款式。如《水浒传》第八回陆虞候“头戴顶万字头巾，身穿领皂纱背子，下面皂靴净袜”，符合理学的思想，日常穿着要“惟务洁净，尤不可异众”（宋袁采《世范》）。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三《背子中禅》：“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裾加长。直垂至足焉耳。其实古之中禅也。禅之字或为单，皆音单也。古之法服、朝服，其内必有中单。中单之制正如今人背子而两腋有交带横束其上。”[5]92
（三）足饰
宋代缠足之风兴起，尤其对于上层社会的女性，脚部形态渐渐畸形化。此时的女鞋小而尖，用红帮做鞋面，把鞋尖做成凤头状，称为“凤头鞋”或“弓鞋”。又因为鞋太小，大约有三寸，所以又有“三寸金莲”的美称。《水浒传》中对“鞋”的描写为：金翠莲“软袜衬弓鞋”，阎婆惜“金莲窄窄，湘裙微露不胜情”，九天玄女的青衣女童“凤头鞋莲瓣轻盈”，以及一丈青“凤头鞋宝镫斜踏”，而且这些可以为宋代缠足做佐证。这是因为当时宋代封建士大夫们审美观的畸形发展使女性主动追求缠足的结果，促使人们对于鞋子更精雕细琢。封建社会崇拜畸形小脚的风尚在一代代女性的痛苦挣扎中绵延不绝。发髻头饰与三寸金莲交渐渐成为一种取悦男性的方式。
二、《水浒传》中的女性服饰名物所反映的文化心理
《水浒传》中作者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蕴含了当时市民阶层的道德指向、审美习性等传统文化心理，而且蕴含了作者的女性观念。
《水浒传》小说形成的时期，是宋明理学的昌盛期。理学家们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并利用政治手段使这一观念深深地渗透入人们的思想之中，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成为一种时代的文化主导心理。人们习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把“人欲”和“性”，甚至“女性”等同起来。因为宗法社会注重血缘亲情和理智，“理智是父系文化对男性价值的核心要求，也一直是优秀男子引以为荣的东西。可是理智在与人的各种欲望较量的时候，常常失手；尤其难以招架色欲的冲击。‘苏武牧羊、‘关羽奔兄，以及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英雄如何凭借顽强得惊人的理性与强权，与危难抗争。但在与女色的冲突中，英雄们却普遍缺乏上佳表现，以至总有‘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浩叹”[6]45-49。《水浒传》中作者用“天理”和“人欲”把女性人物架立到男性人物的对立面，主张用封建伦理纲常来节制情感，对男女之欲极端防范。他认为女性是没有人格地位的，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生物。其中描写的几位大人物，如晁盖、宋江等人都是终身不娶，只爱使枪弄棒，即使有妻子，也不会过多地描写他们的感情生活。
中国传统社会是父权统治的社会，女性总是低人一等。因此，孔子可以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这种价值观经过宋明理学家的提倡又达到了一个顶峰。妻对于夫是绝对的服从与忠诚。中国古代女子地位本就卑微，但理学将这种约束和压制愈演愈烈，将传统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观念加以阐述，把“妇德”与“家之兴隆，国之废兴”结合起来，把对女性的道德约束赋予了一种神圣的色彩[7]47-49。女性长期受残酷封建礼教的影响，已丧失独立的人格。缠足和盘髻只是?了满足统治者和封建士大夫的喜好，按照男性的审美标准改变自己，迎合男性的一种畸形变态的审美观。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人们不断追求足饰的精美，促使人们对三寸金莲的鞋子精雕细琢，细致刻画。
此外，程朱理学进一步深化了妇女的贞洁与守节观念，但是作为男性却不用受这约束。总之，女性永远服从并听命于男性，不得反抗，也不能反抗。《水浒传》中作者对林冲的娘子不屈服于淫威，以死明志的做法表达了赞扬，对“红杏出墙”“不守妇道”的潘金莲、潘巧云等人表达了深深的厌恶。
结语
我们可以透过《水浒传》中女性人物的服饰名物词及其形态描写，看出古代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低下地位，体现了作者落后的女性观，以及男权社会中“男尊女卑”“存天理，灭人欲”等封建伦理思想对于封建女性的束缚。女性在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下，表现出顺从、迎合及无能为力、无力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