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消息据报道，其实算起来，个税起征点已经近五年没有变化了，对于这个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今年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怎么看?
2011年，我国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自2000元上调至3500元，此后的四年里，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上涨8%以上，个税起征点却一直“岿然不动”。全国人大代表明经华和普遍工薪阶层一样表示“压力山大”，她认为，在公务员工资和企事业单位工资调整以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也应该随之上调。“我们这次加工资以后可能会超一点点，但是实际上物价上涨，各方面生活成本也高了，标准不提高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基层的人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按照税收伦理，人们的基本生活费用是不应缴税的。全国人大代表翟友财建议，随着房价、物价不断上涨，目前3500元个税起征点已经明显偏低，提到5000元较合时宜。
对于有网友提出的能不能给二孩家庭额外减税的建议，得到了全国人大代表李碧影的支持。她说，“个人所得税减税的问题和我们怎么来鼓励二孩的生育，结合起来。如果这对夫妇是没有孩子的，个人所得税还是按照3500元起征，如果一孩的话是不是从5000元起征。生了第二胎，所得税起征点再提高一些，从7000元起征”。
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也是《十三五规划》指出的方向，即“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分类税制是我国目前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将个人所得分为工资薪金所得等11个项目分别征税;综合税制则考虑了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将赡养人口、按揭贷款等情况计入抵扣因素。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认为，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保证了税收的均衡性。合理的征收方式还是采取现在全世界通用的，以家庭为单位，以个人为单位是不科学的。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把一家人的收入整合在一起不是一个困难的技术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张国俊在国外生活多年，建议个人所得税除了按家庭情况考虑，还应扣除保险、教育等费用。他介绍，“很多发达国家有很多扣除的费用，比如说孩子的教育费用、商业保险、医疗费用可以扣除，甚至你搬家的费用都可以扣除，还有很多扣除项目。咱们国家现在很多都不能扣除，这个不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龚立群认为，以家庭为单位征缴，还需要建立完善的征信系统，控制灰色收入。
1994年，我国正式建立了个人所得税制度，2015年，我国实现个人所得税收入为8618亿元，同比增长16.8%，是1994年的16倍，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我国税收体系中的第四大税种。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建议，未来的综合税制征收还要继续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促进社会公平。要保证中低收入阶层减轻负担，另外让高收入阶层多纳税，特别是富人要多纳税，通过这种调节使高低收入之间的基尼系数能够有所缩小。
当前，有经济下行、财政呈放缓趋势的压力，也有个税起征点提高到多少为宜的困惑，更有综合征税技术攻关及大量工作负重的障碍。期待个税改革早日落地，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简单提高个税起征点不公平应分类扣除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扩增的赤字如何使用?地方债务风险几何?财税改革为何进度缓慢?个税改革有无时间表?昨天，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的记者会，记者们带来的社会关切不可谓不多。
发布会上，楼继伟表示，简单地提高所谓个税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不是简单地在工薪项下扣除，而是要做分类扣除。
个税改革，个税起征点会不会提高?这个问题对于楼继伟来说，是大家经常要问他的老问题。今年，相关问题又被再次提出，对此，楼继伟表示，简单地提高所谓个税起征点是不公平的。他说，一个人的工资五千元可以过日子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甚至还要有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就非常拮据。所以统一减除标准本身就不公平，在工薪所得项下持续提高减除标准就不是一个方向。
那么，方向在哪里呢?楼继伟表示，要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但是，这个事情很复杂。要把个人所得收入，11项综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工薪项下的扣除，而是说要做分类。
楼继伟表示，这需要健全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需要相应地修改相关法律，需要逐步实施。不过他也透露，方案已经提交国务院了。按照全国人大立法的规划和国务院的要求，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去审议。
他说，所谓的复杂，复杂在执行，首先税政就比较复杂，然后再执行，再根据条件分步实施。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把它完善化。
同时，对于日前引起关注的所谓楼继伟炮轰《劳动合同法》，楼继伟也有问必答地坦言，自己仅是处于学术角度，曾在学术领域的确表达过对这部法律的意见，他认为，目前中高级技师最为短缺，这和《劳动合同法》有关。作为财政部作为宏观经济部门，有责任关注可能对经济造成阻碍的因素，但修法并不是他能回答的问题。
楼继伟说，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着。还可能导致了薪酬的过快上涨。这几年薪酬的上涨是超过劳动生产率的，长期这样是不可持续的。这里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说跟《劳动合同法》没有关系。
除了刚才说到了的那两点，发布会上与大多数人都有关的话题还有一个，就是营改增。政府工作报告中，曾表示力争完成营改增扩围，但最终未能达成。对此，楼继伟开诚布公的表示，很抱歉：“税制改革总体比原来预计稍微慢了一点，去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讲到力争完成营改增，确实我们非常努力，去年没有力争到，今年5月1日的军令状已经下了。我们拟准备的方案是17%的标准税率并不提高，但是由于所有的不动产可以纳入抵扣了。”
据测算，包括营改增扩围在内，今年各类税费改革为社会减负5000亿。但这也就意味着财政减收5000亿。当经济增速下滑压力遇上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减收，预算，收支缺口接近2.4万亿，赤字率提高至3%，创下了自1949年以来的赤字率新高，对于赤字风险，楼继伟坦言：“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只有30%左右，低于一般国家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比重。所以，赤字率可以适当的提高。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全社会在降杠杆，政府要适度加杠杆，要支持全社会降杠杆。扩大赤字，就是政府的升杠杆。好在我们是保持着“黄金原则”，就是债务用于资产，我们留下了很多优良的资产，这是我们心里有点底的地方。”
从国际上来看，赤字率突破3%的确经常出现，仅以来看，美国赤字率达到4.1%，英国赤字率为5.7%，日本则为8.8%。不过不管怎么说，赤字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要多发债。预算报告显示，地方债务余额较去年底的限额增加1.18万亿，比去年的地方新增债务6000亿相比翻了一倍，对此楼继伟也坦言风险不是没有。
中国政府债务并不是很高，40%左右，特别是中央，还有继续发债的余地。地方债务大问题是两个，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是16万亿，但是那些或有债务，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需要地方政府代偿的比例可能扩大，这个要控制。还有就是要防止利用各种方式变相发债，有的地方搞PPP项目，就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有的是变相借债，目前正在规范。
